人们试图在一片破败和混乱中照常生活。美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仍按照规定，每天早上升起国旗，尽管他们不得不划船到旗杆边。交警在满是小船的街道上竭力维持着秩序。起初他们站在箱子上，试图让船只沿车道行驶，但随着洪水的上涨，他们不得不爬到树枝上。当水深达到2米时，他们只能在一旁眼睁睁看着大型货船驶入市中心，撞上银行和仓库。
一位特别粗心的船主把自己的船开进了德士古（ ）的油库，引发了一场大火，火势之大，连消防队都无法接近。大火烧了三天，喷涌而出的石油带着火漂浮在水面上，有毒烟雾进入大气中。由于城市的电力系统早已瘫痪，德士古大火倒是提供了罕见的光源，照亮这末日般的场景：房屋摇摇欲坠，困在屋顶上的狗不停地吠叫，数以千计的尸体漂浮在水面上。电力并不是人们在洪水中失去的唯一的现代便利。电报局、电话局和机场都被迫关闭。大段的铁路即便没被冲走，逃离到地势较高的轨道上的3万难民也让火车无法开入武汉。
这场洪水似乎让武汉一时之间失去了很多当时最先进的技术。从很多方面来说，这不啻于一场彻底的现代灾难。洪水释放出了一座工业城市特有的风险，零散的苯桶在街道上滚来滚去，煤油燃起的大火吞没了大楼，触电导致超过50人死亡。最糟糕的是，现代卫生的重要标志——下水道系统瘫痪，城市街道污垢四溢。很快，居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健康危机。数千人患上了痢疾、霍乱等水传疾病。但武汉居民并未受制于这场灾难。中国人历来热衷于慈善，慈善家经常出资为受灾社区提供生存必须的服务。1931年，武汉商界筹集了大量赈灾资金，其中一笔钱用于修建一条木质走道，供行人在被洪水淹没的街道上行走。赈灾资金还被用来支持粥铺、分发开水的船只，以及处理尸体的工作人员。慈善会馆（Benevolent
Hall）在救灾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，佛教僧侣也纷纷出力，寺庙成为难民的栖身之地。中医大夫帮助饥民按摩肚子，分发防治疾病的药草酊剂。
在后来这场灾难的官方记录中，南京国民政府将自己描绘成了运用现代治理方法应对危机、拯救武汉的英雄。但在小麦和疫苗运抵这座城市之前的几个月里，是传统机构养活并照顾了50多万武汉居民。
这并不是说难民们完全依靠慈善精英们的援助。和大多数受灾民众一样，他们对自己的生存负责。在农村地区，失去农田的农民四处寻找可以果腹的莲藕、菱角和菰米。在武汉，人们则在街道上捕捞洪水中游弋的鱼为食。
洪水或许是人类的灾难，但为其他物种创造了良好的生态条件。青蛙和乌龟游到被淹没的房屋中，一个电影院则成了大群鸭子的家。其中一些物种对人类有害。蚊子和钉螺在大片被水淹没的区域中大肆繁衍，导致疟疾和血吸虫病的流行。但一些在洪水中茁壮成长的水生物种也给难民带来了额外的营养，补充他们日益减少的饮食。芦苇是另一种对难民而言非常珍贵的抗洪物种。芦苇大面积生长在湿地地区，是穷人的重要建筑材料；它们可以编织在一起铺到竹制的架子上，作为临时避难所。这些芦苇小屋虽然很简单，但胜在便宜轻便，遇到洪水上升——或者当地社区不欢迎他们时，难民们可以迅速逃生。对于1931年的难民们而言，这两个问题都是非常现实的。
虽然一些武汉市民对待难民非常慷慨，但也有人认为他们威胁着政治和经济稳定。当地军方坚定地认为共产党利用难民危机潜入武汉，于是颁布戒严令，并开着装有机枪的小船巡逻街道。任何涉嫌抢劫或其他颠覆活动的人都被当场处决，但即使是如此严厉的手段也无法平息这种恐惧，最终士兵们用枪将难民从市中心驱逐出去，将他们赶到郊区简陋的难民营，后来有数千人在这里感染疾病死去。对于相对富裕的外国人而言，生活就是另一番光景了。他们的租界位于武汉保护最好的地区，属于最后遭遇洪水的区域之一。洪水最终蔓延到租界时，外国居民们还以在水中骑马、在屋顶上打网球为乐。
但这股新奇劲很快便消磨殆尽。洪水散发着恶臭，没有电，灯和风扇都不能用，蔬菜和肉类的价格高到离谱。解决办法是乘船去武汉北部的外国俱乐部避难，里面的客人们无法进行赛马、马球和高尔夫等传统娱乐活动，只能盯着外面的漫天洪水，饮酒闲聊。由于市里的冰厂已经停工，他们只能喝不加冰的烈酒。不远处马厩旁边的看台上则聚集着许多难民。忧心忡忡的俱乐部老板雇船把马匹运到上海，并请求市政当局驱散难民，以保证俱乐部成员的卫生健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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